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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16 08:59 来源:华股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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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朔:当前经济社会怎么看?说说心里话

2018-11-1608:11    作者:秦朔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等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秦朔

  当前并不是一个容易的时刻。我看见很多问题,也清楚要形成共识去解决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甚至会很艰难。但唯唯诺诺不是我们的宿命,郁郁寡欢不是我们的选项,怨天尤人不是我们的态度。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我们的心,应该是变革的决心、内在的信心与恒久的耐心。

  中国正在一个压力期。希望这种压力能唤醒我们民族内蓄的原力。上周“大视野”,我写了当前经济社会压力的一些表现,如房地产僵局、地方财政困境、金融的乱与痛、消费市场不景气、新动能遇到政策抑制、社会治理能力欠缺、锐意进取精神不足等等。这篇文章将分析压力的成因,并给出相关建议。

  压力成因之一:“三期叠加”仍在,新三期又现

  2013年中央提出“三期叠加”和“新常态”,通过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下称“决定”);2014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5年提出五大新发展理念。这些判断说明上面是了解中国经济的症结所在的,药方也是对症的。

  所谓“三期叠加”,是指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中央提出转变增长方式,不走老路子,焕发新动能,迈向创新型国家。至于政府干预,只能像病人休克时用的“复苏器”,不能成为装在身上的“起搏器”,更不能成为“人工心脏”,用干预来替代市场调节。

  但事实上,政府更习惯的还是刺激和干预。企业杠杆加不上去,地方政府加,地方政府加不上去,居民加。2008年中国M2的总量是47万亿,2017年末达到168万亿,这还不包括通过影子银行隐蔽释放的货币量。不是不要宏观调控,问题在于政府对政策调控比较熟悉和上瘾,而结构改革则步履迟缓,“决定”中的60条有多少真正落实了?精力都用于办紧急的事,却忽略了重要的事。

  “决定”指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必须“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政府则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等方面发挥作用。

  最近出现的疫 苗事件、P2P爆雷、电商知识产权等问题,属于市场监管范畴。群众抱怨最大的医疗、教育、食药安全等问题,属于公共服务范畴。这些方面基础弱,政府本该下大力气,结果有的是“三不管”(如P2P监管在央行、银监、地方金融办之间一直落不了地),有的是火烧眉毛才处理危机,有的连服务对象的基本情况掌握得都不确切,比如在人口流动背景下,一个城市未来几年的医疗、教育供给究竟多少才合适。

  在另一方面,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配置资源,这属于市场范畴。但根据央行公布的信贷投向数据,2016年国有企业新增贷款6.9万亿,占新增企业贷款的78%,民企新增贷款1.5万亿,占新增贷款的17%。而2013年之前,民企每年占新增信贷近60%,国企占1/3左右。在对国企的强力支持下,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今年1-6月,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10248.7亿元,私营企业实现利润8889亿元,国企超过私企,而在2016年1-6月,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5580.4亿元,私营企业实现利润10512.5亿元,私企超过国企。虽然统计局每年的采样口径有变化,但看看同比增长率,国有控股企业这三年1-6月分别是-8%、45.8%、31.5%,利润增速快速上升;私营企业这三年1-6月分别是8.6%、14.8%、10%,相比起来步步后退。这种结果,离市场配置资源越来越近了,还是越来越远了?

  几年匆匆过去,三期叠加的问题没有真正解决,新的三期叠加又来了,这就是战略机遇找寻期、债务压力释放期、社会共识重建期。在贸易战和深层次的中美对峙下,新的战略机遇在哪里?需要探索和探明。各种债务压力都在释放,资产负债表有衰退迹象,对消费支出与投资支出形成抑制;社会共识越来越薄弱,怨气纷乱,相互撕扯,同学、朋友在不少微信群中因观点不合愤然退群乃至绝交的情况并不鲜见。老三期,新三期,问题更加复杂。

  压力成因之二:透支型经济的维护成本越来越高,难以持续 

  现代经济是和预期相关的信用经济,信贷、国债、股票、土地等都是信用工具,帮助实现跨时空的价值交换,将未来收入折现到今天先行使用,促进发展与繁荣。就此而言,现代经济都带有透支成分,通过透支实现“提前满足”。中国的土地财政就非常典型,将50到70年地租一次收取,用于基建,改善环境,提升居民福祉。

  然而任何透支都不能无度。这个度表现为偿债能力。大卫·休谟之所以认为以信用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是有危险的,就是担心利息偿还是不确定的。如果通过信用扩张形成的资产不能产生现金流,没有效益,带不来税收,透支终将不可持续。

  目前很多地方的土地卖的差不多了,或者卖不动了,企业债券违约也挡不住了。这都说明透支型经济的维持压力越来越大。中国主要靠间接融资,下面这张图表明,银行业的资产扩张曲线是多么陡峭和激进。银行信贷扩张,而企业的投资回报率并不高。1998年至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平均的投资资本收益率只有3%,远低于美国同期的11.6%。企业收益率不高,还要维持GDP高增长,那只能依靠提高总的投资率,政府直接拉动基建和房地产。(注:图示中国银行业总资产相当于全球GDP的50.5%,美国相当于22.1%,日本相当于13.3%)

  现在各地大力改善营商环境,这是非常好的。但需要提醒,营商环境不是优惠政策越多越好。随便压低要素成本,随便用土地去补偿,随便干预金融机构放贷,这又是在透支,而不是在建设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的环境。其后患无穷。

  不仅政府在透支,企业透支也很厉害。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6月末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负债合计61.9万亿元,资产负债率为56.6%;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6月末,我国国有企业负债总额111万亿元,资产负债率约为64.9%。以此计算,国企负债率比全国水平高8个百分点。要改变这样的局面,需要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降低间接融资的比重,但我们的股市,靠题材、概念、编故事、大股东关联交易等,也有诸多透支,最后一蹶不振。

  企业挣钱难,回报差,这也涉及到行业进入(有些行业过度竞争但企业很难转移),以及税负等问题,同时也有企业的素质问题。

  压力成因之三:既得利益、特权行为、机会主义的普遍化

  既得利益是指人们已经获得的权益,本身是一个中性词。但当获得了既得利益的阶层、集团的所作所为不符合“社会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的时候,就需要进行适当调整,否则社会将被锁定在过去的路径依赖之中,利益固化,失去活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1年出版的《“陷阱”还是“高墙”:中国经济面临的真实挑战与应对战略》指出,“最大的风险在于,既得利益集团会阻挠中国领导层进行结构性改革。尽管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种特殊类型的二元结构,一方面在可贸易部门(如出口行业)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另一方面,基础产业中的行政性垄断导致效率低下和供给不足,并引起日益增长的社会不满。人们很难不把这种二元结构和某种抵制改革的利益集团联系起来。这些利益集团有着较大的政治能量,可以找出理由反对改革。倘若不能遏制这些利益集团,则不仅中国有可能重蹈其他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覆辙,甚至随之而来的宏观经济和金融危机可能会使中国遭受重大挫折和倒退,使已经取得的进展付之东流。”

  2012年发布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强调了国企改革的重要性。报告指出,2003年到2009年,国有企业的股本回报率与民营企业的股本回报率之比下降了一半以上,从93%降至45%;从1978年到2007年,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仅为民营企业的1/3;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占有的创新资源相比,创新效率明显低于民营企业。但目前的政策仍然对国有企业有利,由省一级(以及省以下)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特别是资源性行业的国有企业迅速扩张;国有企业还经常跨越原先设定的经营范围(如许多企业投资于房地产业和影子银行);国有企业即使发生亏损,退出市场的难度更大、成本更高。显然,带有行政性垄断色彩的国企握有很大的既得利益,其改革动力当然不足。

  而更值得警惕的是,既得利益者的权力异化无孔不入。前几年新华社曾经“十问”那些涉及到行政性事业收费或政府基金的部门,发现这些钱收得爽快、用得糊涂、去向成谜,包括:土地出让金、民航发展基金、住宅维修资金、公交卡押金、涉农补贴、科研经费、附加费(水、电、汽油价格中“附加费”普遍存在)、城市停车费、高速公路收费、彩票资金等等。第一财经最近披露的社会抚养费“用来给计生干部发奖金、买养老保险”的情况更加触目惊心。中国每年收的社会抚养费至少250亿元,应当全部上缴国库,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管理,而事实上,有的地方都直接用于计生部门支出。这不仅助长了这一部门的自肥和膨胀,更因其既得利益的存在影响到国家对计生政策的看法,进而影响到无数家庭的命运。

  每个部门都在声讨官僚主义,但如果有机会,又都在实施官僚主义,叠加在一起,导致社会交易成本高企。既得利益者天然就有官僚主义基因,即利用哪怕是再小的特权,也要为自己谋利。这种利益未必是不法收入,比较多的情况是少付出、少担责、多推诿。其代价是损害消费者利益,损害公共利益最大化。

  为什么打破既得利益如此之难呢?这是人性,得到的就不愿失去。同时,既得利益者总是有各种理由证明自己的“正确”与“合理”,他们都是“神辩手”,你去挑战十有八九落得一鼻子灰。在信息不对称和长期监督薄弱的情况下,真是“撼山易,撼既得利益难”。前几天我看《财新周刊》的评论,说金融监管改革后,以前央行和银监会分别从商业银行收集数据、互不分享的时代结束了。那就是说,以前都是互不分享数据的。这些国家精英谈起经济头头是道,怎么都这么封闭、一点部门之间的共享意识都没有?怎么不去想想为下面的机构省点力?归根结底,下面不是他们的顾客,是他们管制的对象,他们最看重的是上头而不是下面的评价。可见部门利益已经结构化、无意识化了。夸夸其谈多,弯下腰服务少,很多部门连自己的服务对象究竟是谁都忘记了。我有个朋友在做国外抗癌药的引进,他说这些年国外各类癌症新药大概有五六十种,中国只引进了五六个,为什么这么少?因为既得利益者们用各种理由阻挠,比如中国人的体质特征不适合等等。那香港为什么可以引进呢?香港没有人种问题?

  一般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从道理上说没有太多施行官僚主义的条件,但在缺乏法治、缺乏敬畏、缺乏监督、缺乏自律的大背景下,也盛行机会主义。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彼此互害,司空见惯。

  压力成因之四:边际增长难度加大,增量分配呈现“马太效应”

  中国的国运大势没有变,潜力没有完全释放出来,为什么存在信心迷失?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经济基数已经很大的情况下,再增长一个百分点比过去难。创新驱动就是为了解决上台阶的问题。而从另一面看,虽然增速降低,但现在一个百分点的增量是几年前的两倍,增量规模还是很大的。为什么增量的绝对值很大,但不少企业和个人感受不到呢?这是“赢家效应”、“马太效应”在起作用。

  无论资本市场还是产业经济,这些年都是强者恒强,互联网领域更是大者越大(大数据积累越多越强大),一般中小企业会感到挤压。从居民财产看,在总体财富增量中,买房早、买房多的受益就多,现在还没有买房的希望渺茫。这种效应,有些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有些应该进行必要的调整,以帮助弱势者、新来者不失希望。

  客观来说,近年各级政府的清廉程度和效率是有很大提升的,为什么企业和百姓还有这么多意见?这就像爬山,越往上越累,爬到5000米的时候肯定觉得包袱更重了,想卸掉更多冗余,因此对政府服务有了更高要求。相比新要求,政府的进步还不够快。

  最后,中美贸易争端也是压力的成因。但我认为,压力主要还是由于我们内部长期积累的周期性、体制性、结构性、素质性问题纠缠在一起、一直理不顺。我坚持认为,中国入世后抓住了战略机遇期,中国的发展主要不是靠“制度套利”和“机会主义”,虽然我们有很多方面应当改进;我也从不认为美国站在“正义”一方,虽然美国的一些诉求有其道理。但面对特朗普挑起的贸易战,为何国民的立场并不一致甚至很分裂呢?我的结论是,国民对外部事务的看法,很大程度受他们在内部的感受的影响。如果国内的经济社会运行,更多贯彻以人为中心、以顾客为本的理念,让他们有切切实实的获得感,外来压力袭来的时候,不用思想动员也能众志成城。

  短期应该怎么办?  

  在当前诸多压力下,应该怎么办?

  短期看,政府已经积极行动起来。会上一批基建项目;会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进度(不受季度均衡要求限制,财政部要求各地至9月底累计完成新增专项债券发行比例原则上不得低于80%,剩余的发行额度主要放在10月份发行);央行增加了对信用债市场的支持,扩大了MLF(中期借贷便利)的担保品范围,相当于鼓励商业银行购买较低等级的企业债券,以扩张信用;银监会下发通知支持基础设施补短板,满足实体经济有效需求。

  国务院8月16日的常务会议强调,要向民间资本集中推介一大批商业潜力大、投资回报机制明确的项目,积极支持民间资本控股。会议确定了3项措施:一是下更大力气降低民间资本进入重点领域的门槛;二是取消和减少阻碍民间投资进入养老、医疗等领域的附加条件,帮助解决土地、资金、人才等方面的难题,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三是进一步落实好减税降费措施,尤其是营改增等减税措施要抓紧到位。

  近期我在调研中从企业和地方听到的建议有三项。一是在贸易战背景下进一步明确,对因美国加税而受到伤害的中国出口企业给予对冲性的弥补支持,让企业心中有底;二是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出台有针对性的税负减免政策,帮助那些并非“僵尸”、而是债务滚动过程中衔接有问题或暂时遇到困难的企业渡过难关,有企业甚至建议,在贸易战期间,税收征管目标应该是“少增长甚至零增长”;三是对于地方政府的债务要给予历史性的理解,有些债务是因为地方承担了过多事权、而分税制下财力不够,所以不得不举债过日。对地方债务不要过于苛责,需要一定的“和解”之道,以及切实解决地方财力不足的措施。地方干部也是人,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已经疲于奔命,如果连工资发放都忧心忡忡,谁会真的用心干活、创造性地工作呢?

  我个人更为倾向的方向是加大改革力度。刺激基建,会受地方现有债务规模、再融资能力的约束,基建过度超前,维持起来都是很大负担;减税是好事,能减则减,但更有效的方法是打破垄断,让过度竞争行业的一部分资本迁移到那些存在行政性垄断、牌照门槛、所有制限制的领域,这样过度竞争的行业日子会好过一点,而垄断半垄断部门的效率因为竞争加强也会提高。对于新兴业态,要从牌照管制限制走向开放包容,以实现市场主体一律平等,让消费者来选择。

  立足长远应该怎么办?  

  站在改革开放40年的新起点上,展望更远的未来,我们如何实现新的原力觉醒?核心是现代化这三个字。无论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还是建设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现代化经济体系,以及提高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关键都是现代化。而现代化的真正基石不是物质资本,而是现代性,是支撑方方面面的现代化发展的一整套理念、思维与系统规范。

  今天要塑造我们的现代性,从经济社会角度看,关键在于三个方面,即人本化、顾客化和专业化。

  先说人本化。19大提出的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有14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5条都和人息息相关。我们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前提就是对人类共同价值的尊重。无论是对外部世界还是对内部国民,都应该把“人类共同价值的中国道路”作为大方向,以人类共同价值驱动中国方式和中国道路。

  中国文化中不乏人类共同价值的基因,中国也是《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加入WTO议定书》等国际文件的签署国,中国的宪法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体现了这些共同价值。改革开放40年的成功恰恰是拥抱人类共同价值的结果:科学、民主、平等、自由、公平、公开、公正、透明、无歧视、团结、容忍、尊重大自然、和平、安全,等等。尽管还不完善,但中国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中国要向世界表示,中国不是要走另一条路,而是走和人类共同价值相一致、和人类文明发展大趋势相呼应的同一条路,只是步伐、工具、节奏不同,中国有信心把这条路走得更好,用这样的价值观推动方方面面的改革和进步,包括政治的现代化、民主化、法治化。

  我们常常强调“中国特色”,很多既得利益部门的行为借口也是“中国特色”。试想一下,可能用不了几年,中国就是全球最大经济体,世界会用更加关注的目光看待中国,如果只讲我的特色,我想怎样都特有道理,而不强调共同价值,如何能更好地与世界连接?中国在这方面不要有一种“自卑感”,要坚定地用人类共同价值驱动,一步步地、但不可逆地改造我们的一切。人类的共同价值就是我们的终极价值,也是程序性的正义,只有坚定拥抱和践行这些共同价值,才能彻底消除我们的某种被动性,也才能真正激发人民的新动力。人类共同价值是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国要相信自己,不是让世界跟着中国特色走,而是要让世界感到中国价值就是人类共同价值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的存在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为了在中国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并为国际社会提供负责任的正能量。

  如果遵循价值优先,价值驱动,在面对既得利益困扰时就不会犹豫和妥协。就会提出明确的要求,必须向前走。我坚信中国必将打破行政性垄断,总有一天所有企业不分任何所有制性质都是一律平等的市场主体,而农民的土地也可以作为资产抵押和转让;我相信一个信奉开放的国度会和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一样,在文化、信息、知识密集型服务领域实现开放。因为这都是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当家作主的反映,是人类共同价值的体现。建设法治、透明、有限、廉洁、高效的现代政府,建设基础更牢固、更具有创新与竞争活力的市场经济,建设广泛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的和谐社会,这一切的最深处都是共同价值,是价值观。

  再说顾客化。人本化的落实,就是以顾客为本。官僚化不是以顾客为本,既得利益者和机会主义者不是以顾客为本。在官僚化世界中,一个角色的价值在于为官僚体系本身服务的能力和为上级服务的能力,其天然的特征就是对顾客的漠视和对顾客需求的推诿。在互联网时代,在老百姓享受惯了京东物流、支付宝、微信支付这样的生活方式后,互联网天然的顾客导向特征已经默默塑造了他们对于服务的理解和要求。我相信,如果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和所有机构都能把工作的首要任务放在顾客身上,千方百计满足他们的需要,每年将顾客满意度作为KPI,用顾客的反馈倒逼自己去改进,则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将有一次脱胎换骨的变化,面貌将为之一新,其所传导给社会的正能量以及对社会鸿沟的弥合作用将难以估量,历史悠久的官僚体制和官僚文化也将转型为服务体制和服务文化,并依照成本集约和高效的原则运行。真正为人民服务,人民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最后是专业化。要真正实现顾客为本,还需要专业化的操守、知识、技能等等。专业化分工能提升生产效率,各行各业的专业化水平则衡量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我们的教育专业吗?学校专业吗?每个人都可以问这样的问题。政府官员热衷于招商引资,精神可嘉,其实这也是一个专业化的问题,不能“只要任内把投资拉上去,哪管以后到底如何”。我观察到的情况是,不少地方引进的产能大大超过所需,一时风光,很快就过剩,被引进企业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进,就亏损,退,涉及维稳。相当多的地方金融机构如城商行,书记市长才是真正的董事长,今天批示给这个项目贷款,明天协调帮那个企业解困,反正银行亏损他们也不负责,这和专业的公司治理相差有多远!想发展经济,初心没有错,但这种“大跃进”和“代替市场决策”的结局注定是一出烂剧。如果把各地政府历年来上项目时的许诺拿出来对照,我敢说大多数都会打折扣,甚至打水漂。更可怕的是,政府向人民承诺的社会支出是刚性的,不可逆的,这种承诺的前提是经济健康、财政收入可预期。如果经济不行,收入无保证,社会福利支票又开出了,必将自讨苦吃,而且苦不堪言。现在我们经济社会中的很多问题都是不专业的问题,拍脑袋、拍胸脯、拍屁股的“三拍现象”依然普遍。贸易争端,美国这个那个调查,有偏颇和误读,但表面看都是按专业化方式、有根有据来的,很多根据都来自我们出台的文件。相比之下,我们的反击够不够专业呢?

  人本化(人类共同价值)、顾客化(顾客为本、服务化)、专业化(基于客观事实和科学逻辑),如此才能构建起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性,进而支持创新中国的建设。创新中国,中国创新,就是我们的下一步。

  人本化、顾客化、专业化的要求,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也是一场革命,而不仅是政府部门的事。当然,政府部门应该做表率。

  责任引领未来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我想和大家分享两张图片。

  第一张图是一个朋友发给我的,他过去在外资企业做,后来自己创业。图的意思是,中国1987年到2017年30年间,GDP增长了36倍;美国从1900年到2017年117年间,GDP增长了36倍。中国用了30年的时间走过了美国117年的路,这就是当代中国的道路,所以我们无需贬低自己,我们过去几十年的历史是值得骄傲的,也必将载入人类历史的史册。

  第二张图是2017年冬季达沃斯年会,路透社做的一个民意调查。题目是“哪个国家将会引领下一个十年的全球议程”,3420个人投票,32%的人选择了美国,36%的人选择了中国。当时正是特朗普带着“美国优先”走马上任,而中国领导人在达沃斯说,“当年,中国对经济全球化也有过疑虑,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有过忐忑。但是,我们认为,融入世界经济是历史大方向,中国经济要发展,就要敢于到世界市场的汪洋大海中去游泳,如果永远不敢到大海中去经风雨、见世面,总有一天会在大海中溺水而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呛过水,遇到过漩涡,遇到过风浪,但我们在游泳中学会了游泳。这是正确的战略抉择。”他还说,“遇到了困难,不要埋怨自己,不要指责他人,不要放弃信心,不要逃避责任,而是要一起来战胜困难。历史是勇敢者创造的。”在这一强烈的对比下,与会者对于中国未来十年的期望超过了美国。面对这样的期望,中国人理当且行且珍惜,而不是自怨自艾。

  肯尼迪说:“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应该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反对他的说法的弗里德曼说:“自由人既不会问他的国家能为他做些什么,也不会问他能为他的国家做些什么。而是会问:‘我和我的同胞们能通过政府做些什么。’以便尽到我们个人的责任,达到我们各自的目标和理想,其中最重要的是——保持我们的自由!”

  当前并不是一个容易的时刻。在上一篇和这一篇“大视野”中,我把我看到的压力和压力的动因一一呈现给大家。我看见很多问题,也清楚要形成共识去解决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甚至会很艰难。但我还是认为,无论你站在肯尼迪式的立场还是弗里德曼式的立场,都有一份责任去担当,都有一个目标和理想去追逐。唯唯诺诺不是我们的宿命,郁郁寡欢不是我们的选项,怨天尤人不是我们的态度。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我们的心,应该是变革的决心、内在的信心与恒久的耐心。让我们成为化解问题的力量的一员,而不是让自己也变成问题的一部分。

  (本文作者介绍:商业文明联盟创始人、秦朔朋友圈发起人、原《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

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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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关键词: 秦朔 经济 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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